记幸存的皖籍老红军程先余

          2021年清明节即将到来，为纪念经历九死一生的皖籍红军老战士程先余，特写下这篇文章，并对鄂豫皖红军致以崇高的敬意。

军魂的悲壮

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根据地，在安徽省西部发动了一场最有影响的起义六霍起义。这支农民武装起义部队是鄂豫皖红军早期组建的三大主力之一。“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就是在这支农民武装基础上组建的。六霍起义后，这支红军主力，在红四方面军整编时属于第十一师序列；在转移川陕中木门整编时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序列；在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会师时后于毛儿盖政治局会议决定，划归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右路军”北上到班佑、巴西地区；后在包座地区战斗后，张国涛南下另立中央时，该部队脱离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右路军”停止北上，随张国涛南下三过雪山草地。第二次北上在一、二、四方面军三军会师后，中央部署“宁夏计划”成立“西路军”。红军第三十军划入“西路军”序列。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这支部队在祁连山脉遭到马步芳、马步青国民党部队残酷的杀戮，所剩无余。这样产生于六霍起义建立的这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就这样葬送在祁连山脉，而且很多人死于马步芳、马步青国民党部队残忍的刀砍、挖胸、剖腹、活埋和突围中饥寒交迫而饿死、冻死；及少数在突围中流落乞讨幸存者，由于张国涛的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始终含冤受屈的不到党内公正待遇，在建国多年后仍然如此，直至邓小平主政后，才得以在共产党中央为其西路军平反昭雪。但幸存的人中多数已经在蒙冤受苦中离开人世，没有见到这一天。

老红军程先余因为在转移川陕在新集枣阳战斗中负伤，安排到彭杨军政学校学习后进入川陕工人师，被整编到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二七一团。程先余原来所在的老部队红军第十一师被整编到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序列，以后整建制的整编到“西路军”。

相对于早期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所有将士来说，他又是幸运者，所以我称他为“幸存的老红军”，并撰文纪念他。他经历了农民起义，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九死一生考验；他是原“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生存下来为数不多的皖籍老红军。

我这里追念他，就是追念所有牺牲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的将士。他是红三十三师将士的缩影，通过他，可以找到安徽霍山西镇和霍山东、北乡农民自卫队自卫军、游击队，六安三区（独山暴动的农民武装）自卫军、游击队，金家寨、麻埠、流波幢等地的农民自卫军、游击队的影子。我祈求所有牺牲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的将士亡灵安息吧！我乞求今天所有活着的并生活在幸福健康和谐的环境中的人们在国家的、社会的、民间的、传统的纪念活动中，不要忘记他们。他们是一支了不起的部队，他们的军魂勇敢而悲壮！

离别妻儿闹革命

离别妻儿闹革命。程先余，是原六安县独山区龙井乡六里冲程家榜人。他生于1903年10月，母亲在他出世时就离他而去，父亲在他幼儿时期病故，自小就是孤儿。小时，依靠姑妈照应。十来岁时，就人帮人放牛、种地，扛活。在那时，受尽了黑暗社会压迫，尝尽了穷人生活酸甜苦辣。20岁时，在姑母的帮助下，东借西乞结婚成家，并生下一个男孩。但这时，农民运动在六安三区（独山）是半公开化了。独山、麻埠、流波、金家寨是农民运动较为活跃的地区。

据程先余老红军生前回忆；1927年，他23岁。当年4月参加六安三区（独山）农民协会，和会员们一起参加农民夜校，开展减租、减息、抗捐、抗税斗争。之后参加农民赤卫队，随后参加六安三区游击队。1929年11月8日，由于协会秘书长何寿全和两名女农协会员被捕，独山周围数千农民操起大刀，手持长矛、土枪，涌向独山镇。独山守敌魏祝三纵火制造混乱乘机逃跑，起义队伍占领独山镇。由于当时年轻力壮，在起义队伍中冲打在前，又是农协会员，被三区工农革命委员会挑选为农民赤卫队。17日，军事指挥部指挥游击队和农民自卫军二千多人围攻麻埠镇，由于组织不严、伤亡很大，不得不撤出围攻。撤出围攻之后，游击队进行整编，我从农民自卫队选入六安三区游击队。1930年1月初，我们所在的游击队被编为安徽红军第一游击纵队，霍山西镇的游击队被编为安徽红军第二游击纵队。由此，正式参加红军部队。当时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1月20日，中心县委将第一、第二红军游击队集中到麻埠镇西南30多里处流波，与六安六区（金家寨）游击队汇合，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3师。”当时，33师下辖两个团，红军第一游击队和六区游击队及霍山东、北、南乡农民自卫队武装合编为106团；原红军第二游击纵队改编107团。这是鄂豫皖根据地创建的第三支红军主力。随着红军33师的成立，皖西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农民起义、武装割据、土地革命、扩大根据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从此我离别妻儿、离开家乡、再也无法顾及，跟随革命队伍南征北战，直至全国解放。

参加四大战役

老红军程先余参加四大战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组建红11军，主要是黄麻起义、商潢起义、六霍起义的三支主力组成的。由于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影响，加之主要领导人张国涛的独裁和错误判断，这支部队，经历南下京汉，东进安庆，保卫皖西的曲折历程。在撤出根据地、西进川陕前，经受了四次反“围剿”的血与火的考验。在这期间，在军事上面临着国民党强大的“围剿”压力；在政治上要与“左倾”主义作斗争，由于张国涛的“肃反”扩大化，一批优秀红军将领被错误杀害。仅两个月时间，许继慎、周维炯等高级红军领导干部和2600多名革命干部、红军战士，被扣上“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外剿内祸，给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造成重大创伤。老红军程先余是跟着家乡红军将领许继慎、周维炯等走上革命道路的，生前每当讲起很多的好领导和战友被自己人无辜的杀害，总是痛心不已、难以回首。

在四次反“围剿”的过程中，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部队先后进行了大小7次改、扩、整编；前后经过无数次大小战斗。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早期组建红11军主力，在历次整编中始终都是红军的主力军。程先余回忆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期间，最难忘的是1931年10月在桃花镇战斗间隙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参加第三次反“围剿”中的四大战役。解放战争期间，他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后在江西南昌工作。在作革命传统报告中，他是这样回忆到：

黄安战役“大获全胜”。1931年11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所辖红4军10、11、12、13四个师和红25军73师217、218、219三个团。好象是13师是军委警卫师改编的。我当时在改编后的红四方面军第11师32团。从11月10日起，红11师和10师30团在地方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先清除黄安城外围据点敌人，对守城敌军进行紧缩式包围后，红11师和黄安独立团首先攻击高桥河、桃花镇的敌人。并在桃花镇南北构筑防御阵地，防止敌人增援。国民党部队30师、33师用猛烈炮火射击红11师阵地，集中力量进攻桃花镇，以解黄安城之围。红11师浴血奋战，坚守阵地，直至红四方面军总部发动总攻。12月22日，总部的“列宁”号飞机派上用场，在黄安城上空投掷传单和炸弹。经过40多天的不间断的激烈战斗，红军歼敌15000多人，俘虏近万人。除缴枪7000多支外，还缴获10多门迫击炮，黄安战役大获全胜。我在这次黄安城桃花镇阵地防御战中，受到上级表扬，被党组织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商、潢战役“乘胜前进”。黄安战役的大获全胜，极大地鼓舞了鄂豫皖根据地人民的斗志和红四方面军全体将士的士气。在1932年1月中旬，方面军总部率10、11、12三个师北上豫南，攻打盘踞在根据地北线的商城、潢川等地的守敌。根据总部部署，我们红11师于1月29日在潢川东南北崖岗突然包围敌12师的一个团，截断敌2师与潢川守敌的联系。红10、12师分别向何风桥、杜府店、江家集逼近。红73师展开对商城实施包围。蒋介石紧急调动四个师旅共19个团的兵力增援商，潢守敌。徐向前总指挥命令，红12师采取正面攻击，红11、10师实施两翼包抄，红73师实行左右迂回。随后在右翼的敌人指挥部被我们红11师包围，打的敌人全线崩溃。这次战役，我们红四方面军作战勇敢、猛打猛冲、机动灵活、英勇顽强，打出了我们的军威，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又一个胜利。

苏家埠战役“围点打援”。苏家埠镇，是皖西重镇。当时水陆码头运输繁忙，店铺是一家紧挨着一家。回忆起苏家埠战役，老红军程先余说过：我的家在苏家埠的正对岸，小地名叫“六里冲程家榜”，仅搁着一条老淠河。1932年春节过后一个多月，我们11师和10师两个师挥师东进，为打击皖西敌人作先遣准备。3月20日，总部率红10、11师在独山与提前回到皖西的红73师汇合后，分路秘密渡过淠河，形成对苏家埠、韩摆渡包围佯攻之势。蒋介石亲命嫡系第七师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组织五个师旅15个团增援苏家埠守敌，方面军总部对苏家埠镇采取“围点打援”战术。敌人利用飞机掩护，倾巢出动、南北增援。敌人136、137旅和警备2旅经苏家埠桂家老坟增援，被我红11师猛烈阻击，其中敌137旅被我们全歼，敌136旅逃回六安。敌霍山警备第一旅经青山增援苏家埠被红73师一举击溃。敌第七师师长厉式鼎率15个团兵力西进增援苏家埠、韩摆渡之敌，方面军实行各个击破。红73师在六安城南樊通桥正面阻击，红28团和地方武装六安独立团佯装抵抗诱敌至陡拨河纵深处，我们红11师和10师在两翼伏击包抄合围，红73师正面出击、突入敌阵、穿插分割，增援敌军两万多人全部被歼，活捉“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5月8日，苏家埠、韩摆渡之敌，全部缴械投降。历时48天的苏家埠战役，生俘敌人总指挥和师长各一人，旅长、团长16人，缴枪两万多支，迫击炮等40多门，电台4部，击落敌机一架，是鄂豫皖根据地红军三次反“围剿”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大长了我们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志气。此次战斗结束后，虽然部队离家不是远，但是也没有机会回家去妻儿，接着就投入下一场战役。在这次战役中，老红军程先余的亲戚中，孙嘉乐、孙嘉道不幸牺牲了；孙家贵参加了红25军钢枪队。

潢、光战役“胜利空前”。在苏家埠战役之后，六安、霍山、霍邱三个地方武装县独立团，整编到新组建的红25军第74、75两个师。此时的红四方面军发展到六个师和少共国际团。总部决定乘胜追击，率部进军河南的潢川、光山，准备消灭那里的国民党第二十路军，扩大鄂豫皖根据地。1932年6月中旬，我们红11师秘密进入到光山以北、潢川以南的菩塔集、彭新店地区，切断潢川守敌与双柳树、仁和集敌人的联系，为打击增援敌军做准备。从6月12日开始，我们红11师坚守阵地、南北阻击；红12师向双柳树之敌实施猛烈攻击；红73师和少共国际团狠打仁和集敌军。到6月17日，国民党第二十路军经过红四方面军五天的猛打狠攻，全军一败涂地。至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发展壮大，红四方面军在军事上取得空前胜利，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形势处于极盛时期。

挥泪离别大别山

再见吧！大别山！多少年后，老红军程先余只要听到歌唱家吴雁泽《再见吧！大别山！》歌曲，总是老泪纵横；每当想起转移川陕，离开大别山的情景时，很长时间沉默不语。他回忆说，我们是1932年10月11日晚打着火把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走的时候，离别的场景非常悲壮！撤出鄂豫皖根据地的原因是在红军第三次反“围剿”之后，红四方面军和根据地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到6月底，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发展到两个军共6个师和一个少共国际团，加上3个独立师，共有45000人。如果考虑到所建立的26个县级革命政权的地方独立团、游击队、自卫军等，参加鄂豫皖革命的武装力量有近30万人。1932年6月12日，蒋介石确定发动更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并亲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国民党军队在战略部署上，实施各个击破方略，先集中重点力量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和湘鄂西苏区红军，然后进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总司令部设在武汉，下设左路军、中路军、右路军三个司令部。其中中路军司令部设在河南信阳（后转广水）、右路军司令部设在六安，中路军、右路军作战任务就是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当时，国民党投入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的总兵力是26个师、5个旅，地面共有30多万人；另外还有四个航空兵大队，支援地面围剿行动。

此时，红四方面军面临前所未有的军事压力。敌军主力部队人数超过红四方面军五倍以上。但是以张国涛为代表“左倾”机会主义的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人，完全被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头脑，错误地估计客观形势，采取“左倾”盲动的计划，认为现在是红军“包围敌人的时候了，要快速取得一省数省胜利”，盲目轻敌，强令红军主力南下夺取麻城，实现“夺取武汉”冒险行动。1932年7月初，我们红11师和红10、12、73师、独立一师，忍痛受命向麻城地区日夜兼程开进，此时红军主力集中在麻城地区受到严重牵制。这时，张国涛不仅没有采纳党中央“避开敌人主力，采取诱敌深入、选择站机和敌人薄弱环节各个击破，机动作战”的指示，反而命令红军主力在新集地区与强敌正面决战，暴露红军主力，结果导致敌军围剿从东线、西线、北线大举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基本丧失，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最后失败。我们红11师师长甘济时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红25军军长郭申熙在这次南下战斗中也负重伤牺牲了。近五万人的红军主力部队到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仅剩二万多人，很多战友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英勇献身。

回忆起离开大别山地区，老红军程先余在在革命传统报告中深情讲述：那时候红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鱼水还亲！对丢失革命根据地所有人都痛心疾首、情不自禁。当年，我们红军主力离开时，大别山的群众沿途数万人夹道相送依依不舍；《十送红军》歌曲，唱出根据地乡亲的深情；区乡村革命干部、红军亲属数千人不分白天黑夜跟着红军部队走了好几天。由于我们没有办法带走他们，只有劝说他们回去坚持斗争。程先余自己也是，自从参加独山暴动起义参加红军部队就没有回过自己的家。大别山啊！我们这一走，何时在相见？亲人们啊！我们这一走，你们怎么办？这是当时我们所有红军战士的沉重心情。

西进川陕，北上抗日

西进川陕，两过雪山，三过草地，北上抗日。1932年10月10日，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部分领导在黄安河口地区黄柴畈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撤出根据地，向川陕转移。10月11日晚，张国涛率四方面军第10、11、12、73、74师和75师225团、少共国际团共二万多人，分左右两个纵队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进川陕。蒋介石在发现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中，急令卫立煌、胡宗南、刘茂恩、肖之楚等人调集六个师一个旅在襄阳、枣阳、宜城地区堵截包围，企图将红军主力一举歼灭。

老红军程先余对新集、枣阳地区的那场战斗记忆是刻骨铭心，那个地区叫枣阳不如叫“遭殃！”他在自己的回忆材料中是这样的描述：

1932年10月中下旬，我们红11师和12师奉指挥部命令，在枣阳南80里地的新集地区、枣阳西南土桥铺地区掩护四方面军主力西进突围，前后激烈战斗半个月，我们红军以一当十奋勇反抗。此次战役四方面军转移川陕非常惨烈的一仗，我们伤亡一千多人。我所在的32团团长林维权和我们师33团团长吴云山英勇牺牲。我们红10师、11师在这次战斗中是有很大的功劳的。在敌人占领乌头观制高点，逼近我们指挥部的千钧一发之时，所幸的是十一师32团、33团英勇出击，才扭转厄运。此时，程先余在11师32团一营任排长。在这次新集、枣阳的战斗中经过枣阳七里岗时，遭遇敌军肖之楚部44师和其他各部师团东、南、北三面包围进攻，在敌众我寡的势态下未能遏止敌人的进攻，我方伤亡800多人。红11师指挥首长组织一支100多人的“党员先锋队”，与敌人展开生死较量，最后为后续部队杀开一条突围的血路。我在这次战斗中被子弹击中左胸肺叶被子弹穿透，身负重伤呼吸困难，但仍然带着重伤继续行军。最后伤口感染化脓生蛆。当时医药困难，无法解决，红军医院就用陈年老墙土硝化水清洗。用这种硝化水洗伤口时，痛的比刀割还难受，简直生不如死。最终程先余还凭借坚强的意志战胜死神，12月份，我们胜利地翻过天险大巴山，到达川北。1933年1月我们进军巴中。2月份，我们解放通江、南江和巴中，建立新的革命政权，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2年11月份，由于战斗负伤，部队首长安排我到总部川陕彭杨军政学校，一边养伤一边学习。半年后，我又被分配到四方面军总部川陕工人师一营任政治委员。1933年6月，四方面军在木门地区召开军事会议，进行部队整编。整编后的序列情况是：以红10师为基础成立红军第4军；以红12师为基础成立红军第9军；以红11师为基础成立红军第30军；以红73师为基础成立红军第31军；以川东游击军为基础成立红军第33军。这次整编，红四方面军拥有五个军11个师33个团。我从川陕工人师改编到四方面军第31军第91师271团。到1934年9月底，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已经控制8座县城，建立23个市县级革命政权，川陕革命根据地达到旺盛时期。

1935年5月份，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分三路向岷江地区进军。在翻越沙阿雪山和夹金山雪山过程中，很多战友因为衣服单薄、高山缺氧、气温急剧变化、和遭遇暴风雪袭击、雪崩等因素长眠在雪山之中。经过艰难跋涉，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6月中旬到达懋功，并与中央红军会师。红一方面军在会师后，于7月下旬对一方面军进行了一次改编，即将第一、第二、第五、第九军团依次改编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各军的原番号不变。

8月上旬，一、四方面军前进到毛儿盖地区。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叫沙窝的地方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以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率第一、第三、第四、第三十军在毛儿盖地区集结后组成“右路军”向班佑、巴西进军；以张国涛、朱德率第五、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军在马塘、卓克基地区集结后组成“左路军”向阿坝进军。

左、右路军，都要经过纵横数百里的茫茫水草地，草地上，气候恶劣瞬息万变，忽而浓雾迷漫，忽而风雨冰雹，气候说变就变。草地下，河沟交错，暗藏泥潭。如果不小心陷入泥潭，越陷越深，难以自拨，将会遭到灭顶之灾。很多红军指战员在这次过草地中献出宝贵的生命。就这样，两路军队在8月底前全部到达指定地点。

在过草地中，我们在包座、求吉这个地方同胡宗南的打了一场恶仗。也就是在这次战斗之后，张国涛提出南下方针，与党中央北上背道而驰。命令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和原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从阿坝和包座两个地方折转南下。第二次通过渺无人烟的茫茫雪山、草地。在草地返回的途中，经常能看到第一次过草地时牺牲的红军战士尸体，倒在地上的、陷在泥潭的、其状各异，残不忍睹，真是寒心。

10月初，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第1军、第3军组成“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张国涛却在卓木碉这个地方召开会议，作出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彻底暴露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提出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南下通道。实际上，张国涛的决定是错误的。南下两个多月来，我们面临国民党部队七个师和川军主力的堵截，伤亡惨重。特别是百丈关一战，红军伤亡近万人。我在这次战斗中第二次负伤。不仅是负伤了步履艰难，而且没有行走的鞋子穿（就连草鞋也无法解决），赤着脚跟着部队走。一位红军战士看到我这样子，马上将自己的背包布撕成条子，替我编了双草鞋。假如没有这双草鞋，我是过不了草地的，是这位不认识的红军兄弟救了我的命。我们穷苦阶级兄弟的感情是真挚而深厚的！

1936年7月初，张国涛在主张红军南下的过程中是四处碰壁、走投无路之后，不得不放弃“第二中央”，执行中央路线北上建立抗日根据地。在甘孜地区，我们红四方面军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北上长征的红二、六军团（第二方面军）会师。两支部队共同形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左路纵队由朱德、张国涛率领第4军第10、11师，第30军第88师和红二方面军从甘孜地区向包座、班佑前进；中路纵队由徐向前率领第9军、第4军第12师和独立师、第31军第93师、四方面军总部从炉霍地区向包座前进；右路纵队由董振堂率领第5军和我们第31军第91师从绥靖、崇化地区向毛儿盖、包座前进。这是我们第三次艰难穿越险象横生的数百里茫茫沼泽草地。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跋涉，以野菜、草根、皮带和牦牛粪中的草籽充饥，终于于8月初全部到达包座地区第二次北上，实现三大方面军胜利大会师。

1937年3月初，我们第31军参加党中央组建的“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地区出发。当时，我在“援西军”随军学校二中队任队长。3月中旬，当部队行进到镇原、平凉地区时，获悉西路军完全失败。在“卢沟桥事变”后，8月上旬，我们第31军和第4军奉命由镇原向三原地区集结。8月底前，中央宣布将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我们第31军和第四军、陕北红军一部分改编为“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在1937年8月至1940年10月期间，我先后在师政治部任管理员和师司令部管理科工作。1940年10月以后，组织上安排我到山西太行山第二军分区第18团任营长，投入抗日第一线。

见证伟人风范

程先余，曾经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工作过，亲身感受过老一辈革命家的伟人风范。邓小平当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在他百忙的军政工作中，常常不忘关心红军老战士的工作生活。他有很多感人之深的故事作为今人德育教育的题材。《福建高校德育之窗》2006年曾经刊载的《黄土地之魂》中有一则这样的真实故事：“八路军一二九军师驻扎在山西省麻田地区时，程先余是该师四科科长。上级给他配了一匹红马。他个子小，马鞍又是木制的，每次都必须借用土墩、石头，树桩垫脚才能跃身上马。

那年冬天，程先余去执行紧急任务。他牵马渡过一条大河后，在岸边找不到能垫脚的东西。任务急，时间紧，他只好用劲往上蹿。谁知用力过猛，他从马背上滑过，跌到河里去了。尽管他冻得浑身直打哆嗦，仍紧咬牙关又一次艰难地跨上马背去执行任务。任务完成了，可他却因受寒患感冒住进了医院。

这件事让政委邓小平知道了，他叫警卫员牵着自己的小白马一起来到病房：“老程，今天我来看你，还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我想要你的枣红马”。“政委要马，一句话！”程先余边回答边纳闷：“政委不是有马吗？”，“好，警卫员，把枣红马牵走。”，随后邓政委笑了笑：“我的小白马给你留下。”这一下，程先余急了：“政委……别，别牵走，我的马鞍是木头的，上下不方便。再说您也……”。“没关系，你能用，我也能用。”。邓政委拍拍他肩头。“那么马鞍换一下吧！”程先余知道政委的马鞍是皮革制的。“马鞍么，以后缴获敌人的再换吧！”邓政委摆了摆手，又去看其他病号了。”

邓政委换马，老红军程先余是终生难忘的。就是在他九十高龄了，也常常唠叨说到这件事。伟人的风范永远留存在他的心中。